印光大师与谛闲大师的莲友缘

近代高僧印光大师（1861～1940）和谛闲大师（1858～1932），一位是中兴净宗的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，一位是传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法嗣。两位大师佛法上互相探讨、修持上互相激励，在弘扬佛法和教化众生的事业中，志同道合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堪称最相契的莲友，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一、结缘普陀山

清光绪十九年，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，检阅料理，缺人帮助。当时印光大师住北京阜城门外圆广寺，众以师做事精慎，推荐师去查印刷事务。化闻和尚见师道行超卓，南归时，请师同行，安单于法雨寺藏经楼，为法雨常住首座，主理藏经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，了余和尚时为普济监院，请谛闲法师讲《法华经》。谛公欲为其师作一养老处，乃曰：“我欲在此山修一茅蓬养静。”了余乃于旃檀庵后为之建筑，名曰“为莲蓬”（“慧莲蓬”）。次年，谛闲法师来住　“为莲蓬”。后欲请其师来，其师之友不肯，令远去，因此谛闲法师也不住了。印光大师闭关结束后也曾应请，到“为莲蓬”暂住了一段时间。两位大师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结缘相识。

二、志同道合

印光大师宏扬净土，密护诸宗，在阐扬教理方面，多依天台宗，先后精心校对刻印多部天台宗典籍，如《随自意三昧》、《法华入疏》等。谛闲大师教演天台，行归净土，对弘扬净土也是不遗余力。这就奠定了两位大师志同道合的基础。谛闲大师在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序》中说：

“闲四十年来，奉释尊之诚言，遵智者之悲愿，所以自修而兼利者，其归结处，亦不外一句弥陀，信愿往生而已。今契西居士等，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，以垂永远。手民将竣，问序于予。利人益物，共结法喜之缘；流水高山，一为知音之奏。”

三、佛法上互相探讨，修持上互相激励

大约在两期闭关之间的1900年，印光大师给第一期闭关的侍者融明法师去信，叮嘱他要亲近净业知识，“随忙随闲，不离弥陀名号；顺境逆境，不忘往生西方。”同时提到：

“谛法师专修净业，予料其必得大利益。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，皆死尽无余，念佛之心，又恳切之极。恐彼深得三昧，我尚未能一心，他日何颜见彼？故当仁不让，又欲闭关。大约总在普陀，未知定归何所。”（《增广印光文钞卷一·与融明大师书》）

既对谛闲大师专修净业表示赞叹，又自我策励，欲再闭关。

1901年，印光大师在法雨寺闭关潜修，致信谛闲法师，谈念佛体会和对宝王随息念佛法门的看法，并问谛公的意见：

“光自出家以来，即信净土一法。但以业障所遮，二十年来，悠悠虚度。口虽念佛，心不染道。近蒙法师训励，誓期不负婆心。无奈昏散交攻，依旧昔时行履。因日阅十余纸净典，以发胜进之心。至宝王随息法门，试用此法，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。想久而久之，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。又查《文类》、《圣贤录》皆录此一段，因悟慈云十念，谓藉气束心，当本乎此。而《莲宗宝鉴》亦载此法。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，非此莫入，而预设其法。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，以人根尚利，一发肯心，自得一心。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，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。故述其己私，请益高明。当与不当，明以告我。光又谓只此一法，具摄五停心观。若能随息念佛，即摄数息、念佛二观。而摄心念佛，染心渐可断绝，瞋恚必不炽盛。昏散一去，智慧现前，而愚痴可破矣。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。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，似不宜令依此法。恐彼因不记数，便成懈怠。有肯心者，若不依此法，决定难成三昧。法师乘愿利人，自虽不用，当为后学试之，以教来哲。若是利根，一七二七定得一心。纵光之昏钝鲁劣，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。”（《增广印光文钞卷一·与谛闲法师书》）

1921年，谛公63岁时，于夏历二月间，偶患风湿入里之症。印光大师闻讯，致信殷勤问候，并建议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信中说：

“二月下旬，闻公自温归来，身婴笃疾，手足不便运动。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，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，及早努力修行，勿待病魔临身时，则不易摆脱矣。其直以口说，尚恐不亲切，遂现身以说，可谓深慈大悲，无以复加矣。光自愧财法两缺，欲效愚忱，直无其力。但只旁问于根祺、然云辈。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，但足尚不能大行。意谓行固能行，但艰于出外而已。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，问及，言吃饭说话，与好人无异，唯手足绝不能动，虽饮食便利，一一须人代为周旋。光窃念病体如此，何以弘法？或令浅见之人，谓佛法无灵，以故数十年讲经，天下闻名之大法师，身婴痼疾，只管求医服药，亦不见愈。彼素谓依教修持，能转定业，及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持者，皆诳人耳。若其不诳，彼当依教转彼定业。彼素崇净土，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，何不服之？又《普门品》、《观音圆通》，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，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。彼既如此，何不放下身心，拌一条穷性命，志心念观音菩萨，以求身心悉皆安隐以及得大解脱，获真圆通也？光念世人多有此见，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，即令贵体复原，福慧崇朗，则彼浅知浅见者，将断尽狐疑，增长正信，当相率而出邪途，入佛道，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。是诚所谓以大慈悲，现身说法也。其利益大矣！”

谛闲大师的回信充满真挚的感情，非常感人。信中说：

“印公鉴：读手示，不禁神驰泪堕。闲早知夙业深重，到六十三时，必难过此一关也。是以前年在京时，都中诸巨子与闲再订来京之约，闲曰：‘且过六十三后，方可再订来期耳。’不意于二月十六夜，忽内蕴大蒸，一昼夜间，顿觉两手麻木，两脚沉坠。自此以后，举动即不便矣。闲尔时便知是果报之病，非药饵所能治也。想是多生所作三途业因，其宿种熟时，必直招三恶道报，决无疑贰。所幸诸佛深慈，菩萨悲念，念闲此生为僧三十余年，以全副精神实心宏法，或将重报轻偿，犹未知也。荷蒙慈悲，垂示持念大士圣号，敢不唯命是从？然闲于起病后，虽诸缘未曾尽情放下，而西归之志决矣。常念四大无常，身为苦本，倘能早一日往生，便是早一日离苦得乐时也。而每日独静时，唯佛是念，亦唯佛是归。时想从今以往，既唯佛是归，决定可免三恶道果。如是思惟，心生欢喜。殊不知将经百日，不但未见往生影响，而诸病亦渐平复，即手足亦见转重为轻。自料二十日后，只恐依然步履如常矣。足证娑婆之苦缘不易脱，而极乐之净因不易成也。闲何人斯？大法关系，本所不计。唯冀我公，调摄精神，为法自重，时赐教言，以匡不逮，是所至盼。肃复并候佛安。”

两位大师的通信，充满了互相关怀和以佛法为重的精神。印光大师所期望于谛公的，谛公已自觉地身体力行，不久就彻底痊愈，继续讲经，的确足以祛浅信者疑惑，为法门之光荣。大师给卓智立居士的信中说：

“佛不救人人自救，汝此言出于疑心。汝若真悟此理，则念大士念佛，虽大士与佛止之，不可得也。虽是众生自度，非仗大士与佛为增上缘，则不能也。（知此理，纵令谛闲法师病不愈，亦不疑大士有所不及。而谛师是年七月即讲经，汝未之闻乎？）”（《印光文钞三编卷二·复卓智立居士书四》）

1932年夏历七月，谛公往生。七月上旬，方圣照居士给印光大师来信报告谛公往生情形，大师回信表示：

“谛公之逝，的确往生。其去之景象，尚不至惊天动地者，以讲说时多，专用净功时少也。在常人如此，则颇不易得，在谛公则犹未能副其身份。谛公既去，座下法将如林。其知命之法子，光皆不能望其项背。函中谓佛教二大砥柱，已折其一，其一以光当之，则不知光但一吃粥吃饭之庸僧耳。承谛公不以无状见弃，相交三十多年。然光于人事应酬，概不举行，只朝暮课诵回向一七，以尽我心而已。”印光大师不以人情为准，而以法益为准，对最相契的莲友的往生，与对后学弟子的往生一样，唯以念佛的真实利益来回向。

四、弘法上互相支持

主要体现在共同劝赞流通契理契机的经书，共同保护庙产、护法卫教上。

光绪三十年，谛公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，请印光大师一起去北京帮助料理一切。经已印完，尚须几日方行，印光大师到琉璃厂各书店看看。一店中有两部《拣魔辨异录》，大师通请来，以一部送谛公，冀彼流通，一部自存。

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叶恭绰、蒯若木、徐蔚如等居士请谛公到北京讲《圆觉经》，期间白城隍、关圣帝君和周将军（周仓）等相继临坛与谛公谈论佛法，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《显感利冥录》行世。观宗寺书记僧根祺师给印光大师来信并寄来《显感利冥录》。印光大师看后送给其他法师看，看到这本书的人大多深为诧异，私相谓曰：“谛公已证圣果，关帝尚未明心。”印光大师于是在给根祺师的回信中开示：“关帝护法心切，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，高人名士，咸来莅止，遂现身说法，请谛公之开示，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，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。”这样揭示白、关用心处，则事理两当，绝无滥圣屈贤之失。

继民国十一年农历四月初八上海功德林蔬食处创办之后，谛闲法师、开如、了余等法师与道尹黄涵之等乡绅，创办宁波功德林蔬食处，提倡戒杀吃素，印光大师为撰《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》。

民国十四年　（1925年），大约夏历五月，谛闲大师弟子方远凡居士排印谛公讲演的《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》，请印光大师作序。大师序中介绍该忏法的缘起，指出梁武帝未知净土，所以后之礼忏者，悉当注意于回向往生，方获究竟实益。又阐述修行之要，敬为第一。

民国十五年　（1926年），印光大师为谛闲大师讲演《大云》编辑骆季和居士钞记的《始终心要解略钞》作序，并对该书详细校对，订正错讹。

奉化孙玉仙居士拟另刻《护法录》板，祈谛师作序。谛师以日与学徒讲演台教，不暇命笔。孙居士遂托谛师请印光大师撰《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》。序言阐述弥陀辗转现身之大慈悲心。

民国十八年　（1929年）夏，谛公弘戒哈尔滨，归过大连，潘对凫、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。恐南北语言不通，因先出讲义，印500本。潘对凫居士给印光大师寄一本并请大师作序。序中略叙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。

民国十九年，印光大师为谛公所著的《念佛三昧宝王论疏》作序，阐述佛所开的净土特别法门的大义：“令以深信切愿，专念阿弥陀佛圣号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久而久之，即众生业识心，成如来秘密藏。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，方知此宝遍满法界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。”

某年，闻内务部将应薛京兆尹之请，颁布寺产登记条例。谛公和印光大师联名致书段执政，分析其议与民国十年颁布的《修正管理寺庙条例》相抵触，不合法不合理，要求饬部将是项建议取消，以免苛扰佛教。

五、共同教诫皈依弟子

民国七年，徐蔚如居士将印光大师《文钞》20余篇印作一本，陪其母来普陀求皈依，大师令皈依谛闲法师。民国十七年徐居士来函言：“前欲皈依，师令皈依谛公，十年以来，心中终觉不慰，仍祈许以皈依。”大师回信说：“汝决欲皈依，即此便可，至于法名，仍用谛公法名，又何必另取乎？”类似徐蔚如居士这样既皈依谛闲大师，又皈依印光大师的居士不在少数。而两位大师各自的皈依弟子，也往往同时向两位大师求教学习，两位大师也共同教诫在家出家后学。

例如印光大师在《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》中开示：

“根敏道心虽切，恐规矩不洞（懂），不解用功法则，祈教以量力而为，不可强勉硬撑，以致心身受病，遂难亲获法利矣。闻某某不善用心，致吐血不止，因而反成废弛。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。”

谛闲大师皈依弟子方圣照居士和方子梵（远凡、志梵）居士母子，印光大师给他们的开示信件达15封之多。

印光大师皈依弟子温光熹虽得大师剀切教诲，仍以带病之身历经北京、南京、普陀、宁波、上海拜访高僧大德。拜访谛闲大师时，大师嘱咐他不要忽视净土法门：“志愿生西，是为正判。车不横推，理须直断。”（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二十七期载有谛闲法师　《送温光熹居士返川序》）

谛闲大师的弟子显荫法师从日本留学回国，染病后去上海修养，印光大师去信提出殷切的期望和告诫：

“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，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。但现在年纪尚轻，急宜韬晦力修。待其涵养功深，出而宏法，则其利溥矣。聪明有涵养，则成法器。无涵养，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。此光区区愚诚也。了道师已来，勿念。春风易于入人，祈保重调摄，当勿药有喜矣。”（《印光文钞三编卷一·复显荫法师书》）

谛闲大师皈依弟子顾显微居士劝友人潘承锷念佛，彼致书反难，谓不能生信，更为滋疑。顾以其书寄印光大师，令辟驳之。大师将书寄去，谓宜勿投。顾即致书云：

“弟言不能生兄之信，断兄之疑，因求某法师为书，其书已寄来，但其语言毫无谦逊，直言无隐，不避忌讳，恐致冲突，故不敢寄。”

彼云：“我病深，非狼虎药不能治，愈不忌讳愈好，飞寄。”

顾即寄去，其心佩服，皈依谛闲法师，而畏印光大师之直口，绝不一通音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