僧家之待客

常言道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”，人活一世难以一帆风顺，常是苦多乐少。烦扰困于心，无以解决，常纠缠不去，积郁成疾。故大德高僧那般泯除妄执、超脱生死的人生境界格外令人向往。因而，不少人通过和出家师父往来互动，亲近佛法，感受僧家清净坦然的生活之道。从古至今不乏名流大家交游高僧大德的记述。

早在晋代，在家人同僧人的交往便见于书中记载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述谢安没有出仕的时候，“寓居会稽，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，桑门支遁游处，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”。其中的同行者支遁，便是当时的东晋名僧，精通佛理，且有诗文传世。

由于寺庙大都坐落于山林幽美的地方，与僧人一同登山涉水、吟诗谈禅，是唐宋文人与僧人交游比较多见的方式。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，同东林寺僧人法演、智满、士坚、神照等十七人曾游览庐山东林寺。白居易在《游东林寺序》中写道：

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，抵化城，憩峰顶，登香炉峰，宿大林寺。大林穷远，人迹罕到。环寺多清流苍石，短松瘦竹。寺中唯板屋木器，其僧皆海东人。

山高地深，时节绝晚。于时孟夏，如正、二月天，山桃始华，涧草犹短；人物风候，与平地聚落不同。初到恍然，若别造一世界者。因口号绝句云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

古时交通多有不便，住宿等商业模式并不发达。旅途之中，遇到可以寄宿的寺院，安顿疲劳的身体之余，还能感受清净幽美的方外境界，自是别具风情。翻检文人集册，可以发现大量“宿寺”的题咏。张继《宿白马寺》有云：

白马驮经事已空，断碑残刹见遗踪。

萧萧茅屋秋风起，一夜雨声羁思浓。

古时寺庙接纳挂单为羁旅人士提供方便。宋元之际的文学家邓牧游雪窦山，“主僧少野有诗声，具觞豆劳客，相与道钱塘故旧”，诗中的僧人热情地邀他住宿；清人罗文俊游岳麓山，“山僧煮茗清谈，烧笋侑脱粟，饱食一过，清芬可人” ，领略到山中寺院的恬淡与素斋滋味。

由于寺庙多偏僻幽雅，僧人待客至诚，古代读书人不少在寺庙临时寓居，读书备考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轼到京城汴京参加进士考试，就寓居兴国寺，在那里与其弟苏辙一道悉心准备，于次年二月通过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，大获欧阳修赏识，名震京师。

“客至莫嫌茶饭淡，僧家不比世情浓。”僧人对待来客都是平淡从容，不以贫富贵贱来区别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记载：过去佛陀住世时，客僧到来，他亲自唱道：“欢迎！”印度僧人更是定下不少待客的礼仪，接待来客时，不论是新客、旧友、弟子或老朋友，都须上前说“莎揭哆”，即“欢迎！”如发现来的是新客，应接着说“窣莎揭哆”，即“非常欢迎”。来者幼小，请他在僻静处居坐；来者尊老，则请他坐到堂前。

佛门讲“待客以至诚为供养”，佛门的待客之道，其实就是平等至诚，不做什么排场讲究，而在平淡诚朴之间见真情。因为与人打交道，最重要的是持有一颗朴实、平等的心。

唐宋时期，不少士大夫佛学修养亦颇深厚，与僧人的交游中留下了不少禅门机锋公案。《五灯会元》中有这么一则故事，苏轼在荆南时，听闻禅师玉泉皓机锋敏捷，想领教一下，于是换了身便服去拜见。

玉泉皓问：“尊官高姓大名？”苏轼故意说：“姓秤，就是秤天下长老的秤。”禅师突然大喝一声道：“那你称一称我这一喝有多重？”苏轼无言以对，对禅师以尊礼相待。

寺院是僧人们主持弘法之场所，自有其清净庄严。善信们入得寺院，虔敬礼拜诸佛菩萨之余，诵经品茗，漫步静心，本足以调适心情、减轻忧虑。佛门有云：“世情看淡一分，则道念增长一分。”出家人求无上佛道，他们远离俗念，清净高洁，我们本不宜多有打扰。但若有机缘，于僧人中遇一善知识，得其引领，既可修习佛法，又可学其品行高洁，也是夙有佛缘的欢喜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