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佛教的健康发展到底要靠什么

如何面对传统

作为今天的出家人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面对佛教两千多年的传统。这个传统意味着什么？对很多人来说，无非就是早晚课诵、念佛参禅、僧装素食。我们出家后，就进入这样一种“佛教式”的生活轨道，日复一日。

但几年甚至几十年过去，我们能否与法相应，能否达成出家的目的——比如解脱，比如往生净土？我想，多数人未必具足信心。这说明了什么？

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，自然有其相应的权威性。也正因为这样的权威，使得人们往往只是埋头顺应，却不敢加以审视。比如我们今天继承的佛教传统，包括我们的生活、修行乃至寺院建设，究竟是佛教的优良传统，还是陈规陋习？这个问题，很多佛教徒是不曾想过，或者是不敢去想的，似乎想一想就是离经叛道，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
那么，我们今天的传统和唐朝的佛教是否一样？和印度早期的佛教是否一样？和南传佛教是否一样？和藏传佛教是否一样？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，会发现传统并不是从上至下唯一道路，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唯一样貌。

在它的周围，还有很多或并行、或交叉、或渐行渐远的道路，还有许多或因时、或因地、或因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而展现的丰富变化。其中，究竟什么传统更符合佛法真谛？究竟什么是主干，什么是枝末？究竟什么是需要继承的，什么是需要扬弃的？

如果没有一个开阔的视野，我们很可能成为所谓“传统”的牺牲品。甚至不知道，这个所谓的“传统”，只是佛教发展过程出现的某种变异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却将这种变异“忠实”地加以继承，进而发扬光大，代代相传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格外的机遇，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视野。否则，我们是没有能力对传统加以审视，进行甄别的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种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扰。因为资讯的发达，我们得以接触到海量的经典法宝。而且这个数量正在不断扩容——不仅有汉传，还有藏传，还有南传。面对如此之多的典籍，如此之多的宗派和思想体系，认识佛教已然成为一项浩大的、让人望而生畏的工程。结果，我们往往在这些法门中绕来绕去，目迷五色，却忘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，或是根本不懂得如何选择，从而造成修学上的无序和混乱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境，固然和太多的选择有关，但更关键的，在于我们缺乏把握核心的能力。纲举方可目张，倘能抓住其中根本，一切就会各就各位，成为修学助缘。反之，我们就可能落入一张不断扩容的大网，为“法”所累，为“法”所困。

当下面临的问题

今天的人应该怎样继承佛教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，也可以说，是一道难题。作为学佛者，真正要把一个宗派，乃至一本经论学好，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下上几年功夫。但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喧哗的大环境下，要耐得住寂寞、沉得下心气来修学，又谈何容易？

过去的寺院，一道围墙就是红尘和方外之地的分水岭。但在资讯无孔不入的今天，这道围墙只能起到象征性的作用。真正堪为保障的，是另一道看不见的围墙——那就是如法僧团所营造的氛围。

遗憾的是，具有良好道风和修学氛围的道场在今天已经寥寥无几。多数的寺院，或是忙碌于旅游开发，或是热衷于经忏佛事。在这样的道场，出家人如何得到法的滋养？又靠什么抵御红尘诱惑？

就像我们在一个各种疾病传播的疫区，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抵抗力，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。同样，当道场不能为出家人提供一个持戒、学修的大环境，而是充斥着人我是非、名闻利养的暗流，个人修学就会变得异常艰辛。就像一株生长在恶劣环境的幼苗，在最需要呵护的时期，却不得不面对狂风暴雨。这样的状况下，侥幸存活已属幸运；倘能学修有成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。

这些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这代人，乃至未来几代人面临的严峻考验。

宗派修学的困境

论及当代佛教，是离不开历史的。因为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，由传统延续而来。只有通过对传统佛教的反思，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，才能从根本上对症下药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不断思考：什么才是佛法的核心？怎样才能有效地修学？2004年，我发表了《汉传佛教的反思》，探讨佛教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原因，引起诸多关注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历经南北朝的发展，至隋唐走向鼎盛——高僧辈出，得道者众，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几乎都成型于这一时期。它们的交响，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华美乐章。

其时，也是中国国势和文化的鼎盛时期。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宗派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人们的深厚慧根及学养。因为慧根深厚，所以能直抵中心，无须按步就班；因为学养全面，所以能高位起步，无须次第前行。但这样一些方式，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效仿的。如果缺乏相应的慧根和学养，直抵中心可能会出现基础薄弱、不能环环相扣等问题，造成修学上的脱节。而高位起步则会让人根本无从开始，因为第一步就迈不上，转来转去，还是回到原点。可以说，这些就是佛教在盛唐之后逐渐式微的起因。

佛教的衰落之因固然很多，但归根结底，不外乎内外两种。其中，外因为社会因素，如 “三武一宗”的灭佛，导致寺院被毁、典籍佚失、僧人流散，直接对佛教造成了重大打击。但我觉得，关键还是内在因素，也就是学佛者对教法和证法传统的继承。当这种继承不能完整保留佛教的优良传统时，其发展就会缺失营养而停滞；当这种继承不能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”，甚至是相反时，其发展就会因方向偏差而异化。

汉传佛教的天台、华严、唯识、三论等宗，都建立了一套完整而深奥的思想体系，以及依各自见地所形成的修证方法，如天台止观、华严三昧观、唯识五重观等。如果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思辩能力，不具备精确的闻思正见和实修体证，就没有能力延续这些教法和证法的传承，而后者的难度又远甚于前者。

所以，这些宗派在发展过程中，先后陷入了有教无观的僵局。不论修学天台、华严，还是唯识、三论，最后多转到念佛，如“教学天台，行归净土”，等等。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，这是属于“混搭”。因为学教和修证应该是相辅相成、彼此增上的，学天台本该修天台止观，学华严本该修华严观法，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念佛？说明在这些宗派的发展过程中，证法体系已彻底中断，再或者，是形同虚设，虽有若无。是以，学人只能在途中改弦易辙，另起炉灶。

但念佛就是一条坦途吗？就能“万修万人去”吗？未必那么简单。如果缺乏信愿行的资粮，净土也是天边可望不可即的一片云彩，看得见，却够不着。那么，这些资粮从哪里来？究竟怎样才能念得有效，念得感应道交？还是需要重视基础、次第和闻思正见，需要懂得这句佛号蕴藏的深广内涵。否则的话，念佛很可能就是在念几个音节而已，是念不到内心，念不出力量的。

净宗而外，禅宗也是汉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主流。禅宗强调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可以说，是一种极其痛快而刚猛的修行方式。但局限在于，它是特别为接引上根利智所施设的一条捷径。就像险峻的峭壁，距离固然是短，难度也着实是高。当人们没有攀登峭壁的身手时，这种不重视基础、次第和教理的法门，就容易流于玄谈。“口头禅”之弊，即来源于此。

所以，不论是最简单的净宗，还是最直接的禅宗，都离不开对教理的闻思，离不开佛法修学的基础和次第。否则，简单的就会用不上力，直接的又会够不着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再简单，再直接，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？

大乘精神缺失的原因

如果说忽略修学基础造成了宗派修学的困境，那么，菩提心教法的缺失，则使本为大乘的汉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出世色彩，偏离大乘慈悲利他、积极入世的精神。

菩萨乘和声闻乘的不共之处，除了见地方面，关键是在于菩提心。这种以利益一切众生为己任的发心，也是菩萨道修行的两大内容之一。此外就是菩萨戒，是对这种愿力的践行和落实。应该说，汉传佛教还是比较重视菩萨戒的，出家人固然要受，在家人也往往热衷于此，视之为资深学佛者的身份认证。

遗憾的是，这种受戒往往流于形式。须知，菩萨戒的核心不是其他，正是那个我们常常听到却又知之不详的菩提心。如果没有发起菩提心，即使按照菩萨戒的行为规范来做，也不是合格的菩萨行，因为心才是决定行为性质的根本。

菩萨的内涵就是慈悲，而慈悲的根本就是菩提心。所谓菩提心，就是确定以生命觉醒及帮助一切众生觉醒作为自己尽未来际的目标。可以说，这是人生最为崇高的志向。如果看到轮回苦而希求解脱，那是出离心，是声闻的发心。如果看到芸芸众生在轮回中受苦，不仅希求个人解脱，还发愿带领一切众生走向解脱，就是菩提心，是菩萨的发心。这种愿望不是口号，不是标榜，而是对人生有了深层思考后做出的重大选择。

这个选择的关键，就在于发自内心。所以授菩萨戒之前都要问：发菩提心了没有？这是获得菩萨戒戒体的关键环节，长期以来，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事实上，不少人连这句话都不曾听懂，就人云亦云地作了回答。即使那些听懂的，也很少去考量：自己究竟发心了没有，又发到了什么程度。要知道，如果不曾真正发起菩提心，那么，这种所谓的“菩萨”是徒有虚名、货不对板的。

正因为菩提心对于菩萨戒和菩萨道的修行如此重要，所以，在印度和西藏都有受菩提心戒的传统。所谓受菩提心戒，就是通过特定仪轨，对十方三宝和一切有情作出庄严承诺，确定以帮助一切众生作为尽未来际的目标和方向。这样的承诺，是我们走上菩提道的象征，也是受菩萨戒不可或缺的前行。

我们还要知道，受菩提戒不等于你就是合格的菩萨，惟有持菩萨戒，行菩萨行，才能完成菩萨的身份。就像我们生来就是中国公民，但未必是合格的公民，惟有遵纪守法才是合格的公民。如果违法乱纪，甚至会被取缔这一资格。同样，受了菩萨戒之后，惟有按菩萨的行为准则去实践，我们才能成为修学大乘的佛子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。

大乘经典中，菩萨戒有多个传承，一是依《梵网经？菩萨心地品》建立，为梵网菩萨戒，流传最广；一是依《优婆塞戒经》建立，为在家菩萨戒；一是依《瑜伽师地论？菩萨地》建立，为瑜伽菩萨戒。其中，“梵网菩萨戒”是卢舍那佛在莲花藏世界为大菩萨们所说，又由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示，要求非常之高。而“瑜伽菩萨戒”为弥勒菩萨所说，他根据娑婆世界众生的特点，将佛经中有关菩萨的行仪整理出来，相比之下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。只要我们努力去做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汉传佛教自明朝之后，逐渐走向山林。禅者们关心个人了脱生死，念佛人关心自己往生西方，似乎学佛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。可以说，这是汉传佛教走向衰落的人为因素。其原因，就在于菩提心教法的缺失。而这种缺失，也有它的历史原因和背景。

佛法修学包括“见”和“行”两大项目。国人对大乘佛教的继承比较偏向见地方面，对高深的哲理情有独钟。南北朝时期，般若经典传入，正值玄学盛行。这种精深而透彻的见地，立刻受到很多文人名士的追捧，谈玄说妙，一时蔚然成风。受这种风气的影响，汉传各宗多侧重智慧而非慈悲的成就。我们虽然学的是大乘，但往往停留于经典中的大乘，而没有菩萨行者的发心，没有大乘佛子的担当。

在我们心目中，总是把佛菩萨当做信仰对象，当做依赖和归投的靠山。而从大乘倡导的精神来说，身为佛子，更应该把菩萨当做学习对象，应该给自己一个争当菩萨的定位。因为菩萨并不是传说中的神话，也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灵，如果我们发起菩提心，确定以自利利他、自觉觉他作为尽未来际的奋斗目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已经是菩萨的候选人了。

当然，要成为合格的菩萨，还要受菩萨戒，还要修六度万行。所谓六度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不仅是菩萨的修行项目，也是我们在社会生存的助缘。比如在工作中，布施，就是与大众广结善缘；持戒，就是制定并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；忍辱，就是在工作中任劳任怨，不畏艰难；精进，就是在确定目标之后努力实施，持之以恒；禅定，就是专注于所做的事，不受外在干扰和诱惑；智慧，就是在做事过程中审时度势，方便善巧。当然，这些和真正的六度是有距离的，但从中也可以看出，六度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么艰难，那么不可企及。

在走向生命觉醒的道路上，我们还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，而六度正是对治贪瞋痴的良药。布施可以对治贪心，持戒可以对治烦恼，忍辱可以对治瞋恨，精进可以对治惰性，禅定可以对治散乱，智慧可以对治愚痴。

在对治的同时，布施可以使我们广修供养，持戒可以使我们严以律己，忍辱可以使我们心性调柔，精进可以使我们勇往直前，禅定可以使我们制心一处，智慧可以使我们明心见性。

所以说，六度是菩萨行者必经的六个修行项目，缺一不可。但前提是发菩提心而行六度，否则，仅仅修一些布施、持戒，可能只是人天善行而已，未必能成为菩萨道的资粮和助缘。

修学体系的思考

除了修学基础和菩提心，修行上的缺乏次第和杂乱无序，也是汉传佛教存在的一大弊病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在藏传佛教也曾出现。公元十一世纪，阿底峡尊者入藏弘法之前，藏地邪说纷纭，几近没落。为了扭转这一混乱局面，阿底峡尊者应藏王菩提光之请造《菩提道炬论》，驳斥违背佛法的种种异说，并以三士道建构修行次第。其后，宗喀巴大师遥继阿底峡尊者的思想体系，在《道炬论》的基础上，造《菩提道次第论》，包括广论、略论和摄颂，为学人建构了一套从走入佛门到成就佛果的简明套路。包括端正闻法态度、依止善知识、皈依、发心、深信业果等，并以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见安立“三主要道”。这是一套脉络清晰、层层深入的模式，可以弥补汉传佛教不重次第的流弊，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。

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吸收南传佛教的长处，尤其是近代以来所倡导的内观。这一方法在修行上易于入手，操作性强。从前两年开始，我们已在苏州西园寺长期举办“观自在禅修营”，以南传的内观为基础，进而导向禅宗的禅法。从理路上说，是从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。而从入手处说，南传禅法以四念处为重点，无论在见地还是用心上，都比较容易契入，使修行不至因为起点过高而无法启程。

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宗派乃至其他语系的佛教，这种便利是过去难以想象的。只要能立足于佛法修行的根本，完全可以适当吸收南传、藏传的长处，以此弥补我们现前的不足，促进汉传佛教的建设和发展。

佛法在传播过程中比较强调对机，但也有共同的核心。目前，我们正在建设一套初中高“三级修学模式”，就是根据“皈依、发心、戒律、正见、止观”五大要素所施设。其中，初级是以人生佛教为基础，以信仰建设为中心；中级是以道次第为基础，以菩提心的修学为中心；高级是以正见为基础，以止观禅修为中心。学习方式为自修与共修相结合，重视讨论、交流和分享，重视佛法与人生的相结合。从两年多的实践来看，学员大多能在短时间内对佛法生起信心，使人生出现改变。

这套模式之所以有效，关键就在于抓住了佛法修学的重点，使所用的每一分力都能在关键环节产生作用。虽然每个人的进步有快慢不同，但只要不是南辕北辙，不是绕来绕去，哪怕走得慢些，终归是在不断接近终点。

所以说，今天的佛教传播特别需要建立一套完善、健康、易于复制的模式。因为完善，所以能避免偏差；因为健康，所以能长期发展；因为易于复制，所以能造福大众，使佛法得到广泛传播，使有心学佛者能“入宝山满载而归，驾法船同登彼岸”。

寺院的职能与管理

不久前，我在“江苏省执事培训班”上作了一个讲座，其中谈到四个问题：一是寺院的职能，二是寺院的建筑，三是寺院的管理，四是寺院的僧人。

寺院，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，也是面向民众弘法的平台，这是寺院所应具备的内外两大职能。作为出家众，我们要做的同样是内修外弘，也就是在精进道业的同时，积极参与弘法。

但我们看看今天的寺院，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，一些寺院只有烧香拜佛的作用，在功能上几乎和神庙相差无几。而另一些寺院则成了旅游观光之地，供人游览参观，娱乐休闲。在这样的寺院，出家人或是像庙祝一样，终日应付香客朝拜；或是像店员一样，终日为游客提供各项服务。这么说虽然有些极端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

寺院的确要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，但我们不是庙祝，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认识三宝，具备正信。寺院也应该为大众提供服务，但我们不是店员，我们的使命是让他们听闻正法，以学导修。所以，我最近一直在提倡，需要建设修学型和服务型的寺院。

所谓修学型的寺院，即寺院应该以修学为核心，把做事当做学习和修行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切围绕做事——以做事为目的，以做事结果为考量标准。如果不重视修学，做事时间长了，最后就会陷入事务中，对学法越来越淡漠，越来越提不起好要之心。我给居士们讲座时，他们往往对法都很有热情，很受触动。相比之下，出家人真爱学法的反而不是很多。包括佛学院的学生，也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学习，而不是主动地、兴趣盎然地在学。其中有的是因为文化程度不够，学习能力不足，但更多的，是因为深陷于各种事务中，只习惯做事而不习惯学习了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本末倒置！

当然这不完全是学生的原因，也和我们的教学方式有关。所以，我还准备将三级修学模式形成一个僧众版，在各地大力推广，使更多的道场能够真正形成修学氛围。我觉得，建设修学型的寺院，使出家人把精力转向学法，把时间用于修法，把身心投入证法，才是中国佛教未来的希望所在。

此外，我们还要建设服务型的寺院，以此实践大乘的真精神。每个出家人都应该认识到：佛教在这个社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近年来，随着民众信仰需求的增长，佛教界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。但这些钱真正用于弘法的有多少？用于佛教教育的有多少？用于僧团建设的有多少？我们用了大量资金在盖庙塑像，在做基础建设工作，但实际的情况却是：寺院越来越堂皇，出家人却越来越没有法，越来越没有修证了。所以说，出家人自身修学的提高，才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。只要有法，即使硬件设施差一点，我们一样可以荷担如来家业。但如果没有法，即使有再好的设施，再大的平台，我们又能给大家什么呢？又能让佛教走向哪里呢？

在长期弘法过程中，我接触了各色民众，也看到了人生百态。可以说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不论富人还是穷人，也不论领导还是百姓，都活得很辛苦，都有很多的迷茫、困惑、烦恼、疲惫，都需要寻找安心之道，寻找解脱之道。而且这种需要正变得越来越普遍，越来越迫切。可以说，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，正是心理问题。佛法自古有心学之称，是佛陀引导弟子认识并改善心行的方法，也是解决种种心理问题的良药。作为出家人，我们有责任将这种智慧加以传播，使大众从中获益。但前提是，我们自己有健康的身心，有佛法的正见和弘法的善巧，这样才有能力服务社会，引导大众走入佛门，走向解脱。这才是出家人的本份，这种服务才是对大众有真实利益的。

那么，怎样才能建设修学型和服务型寺院？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否则，再好的想法也难以落实。在佛教传统的三纲制度中，寺主负责行政管理，上座负责道德教育，维那负责制度建设。这是一套极为合理的体制，我觉得，比西方的三权分立更加健全。因为它所建立的是一套双向监督——行政必须在道德和法律的双向监督下做事，这就保障了寺院的健康发展。

早期的寺院，方丈的任务主要是领众修行。在行政方面来说，则有东序和西序。西序是班首，协助方丈进行道德教化；东序是执事，负责寺院的日常行政管理。而现在的方丈往往将教育和行政集权于一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方丈自身素质的要求就特别高。否则的话，就会因缺乏监督而带来各种隐患，造成各种问题。事实上，相关问题在今天的教界比比皆是。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，已经对佛教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破坏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误导和破坏还在继续，还在变本加厉。如果我们不为此做些什么，即使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洁身自好，也将沦为佛教走向衰落的推手。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不逆流而上，就是随波逐流；不中流砥柱，就是顺势而下。

此外，佛陀所制定的六和精神，也是建设如法僧团的指南。六和，即身和同住、口和无诤、意和同悦、戒和同修、见和同解、利和同均，包括了身口意三业的和合。如果能将三纲的管理制度和六和的管理精神结合起来，就能真正实践佛陀“以法摄僧、以律摄僧”的理想，建设清净、如法、和合的僧团，实乃佛法之幸，众生之幸！